“我的故鄉是太湖的西山島，屋后是蒼翠的山嶺，名字叫做縹緲峰。”中國科學院太湖湖泊生態系統國家野外站站長秦伯強對太湖有著獨特的感情，生于上世紀60年代的他，1995年學成歸來，通過湖泊研究將自己的一生與太湖維系在一起。
“親眼看著生我養我的湖水越來越渾濁。”秦伯強說。從改革開放初開始，太湖流域鄉鎮企業蓬勃發展，經濟增長很快，但污染情況也日益嚴重，太湖水質嚴重富營養化，最終導致2007年藍藻大面積爆發。經過以控磷為主要目標的“零點行動”和全流域大規模治污行動，在近10年太湖流域GDP平均增速翻番，人口增長近千萬的情況下，太湖水質保持了穩中向好的態勢。
太湖水的清濁變化，折射出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面臨的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深層沖突與矛盾。原環境保護部總工程師萬本太對人民網記者說，這既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40年，也是環境保護工作在曲折中前行的40年。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戰略高度，親自推動，身體力行，通過實踐深刻回答了為什么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什么樣的生態文明、怎樣建設生態文明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形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成為全黨全國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建設美麗中國的根本遵循。
理念之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萬本太1981年在沈陽市環境監測中心站參加工作，2015年從環境保護部總工程師任上退休，職業生涯全都奉獻給了環保事業。回顧歷史，他說，“40年來，環保的地位不斷上升，機構不斷強化，投入不斷增多，環境質量由惡化到扼制再到轉好，最可喜的是環保工作由環保部門孤軍奮戰到現在的全黨全社會都在干環保。”
國家環保局首任局長曲格平告訴記者，“我做環境50年了，成天愁眉苦臉的。”“我開懷大笑是十八大。”曲格平的這番話也反映了中國環保歷程的艱辛曲折與峰回路轉。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認為，可以把改革開放以來環保的歷程分成前后20年。前20年以發展為主，一些地區不顧一切去謀求經濟發展，發展規模雖然有限，但是特別粗放。后面20年，環保的目標開始納入到整個經濟發展之中。
馬軍說，改革開放之初，你在大街上找一個人談環保，那人很可能跟你說，還是先發展更重要。對發展與環境的關系，中國人的認識經歷了一個逐步深入的過程。
雖然早在1983年環境保護就被定為基本國策，但由于地方黨政領導對發展是硬道理的機械理解，片面地追求GDP，忽視了經濟發展與資源支撐、環境容量的協調，出現了經濟高速增長而環境質量急劇惡化的局面。這既有不正確的政績觀作崇的原因，也有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發展方式粗放的原因，還有對經濟規律、自然規律、生態規律認識不夠把握不當的原因。
萬本太說，“我們既不能為了經濟發展而不顧環境保護，這是竭澤而漁的作法。又不能為了保護環境而不去發展經濟，這是緣木求魚的作法。”環境問題實際上是發展不足和發展不當造成的，而環境問題的消除也必須靠大力推進科學發展、綠色發展來解決。
作為習近平“兩山”理論的發源地，浙江省安吉縣曾走過“只要金山銀山，不要綠水青山”的歪路，也走過“以為綠水青山會自動變成金山銀山”的消極保護的彎路。
“這些年來，我們始終把生態環境的優勢不斷轉化為生態農業、生態工業和生態旅游業的發展優勢，不斷促進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去年年底，一二三產的產業比達到8.2：44.4：47.4，實現了“3、2、1”的產業結構。”安吉縣委書記沈銘權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隨著我國踐行科學發展觀和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不僅在發展方式上實行大轉變，推行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在社會的文化價值理念上也進行大變革，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既是說綠水青山就是經濟財富、社會財富，也是說只有愛護綠山青山，才能保護金山銀山的基礎和源泉。這是使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相協調的邏輯基礎。
力度之變：每隔10年一次機構升級
40年，環保機構不斷強化。從1978年至2018年，環保機構改革幾乎每隔10年進行一次升級和調整。1988年，成立了國務院直屬的副部級的國家環保局；1998年，成立了正部級的國家環保總局；2008年組建了國家環境保護部，成為國務院的組成部門；2018年機構改革組建了生態環境部。環保機構的規格越來越高，職能也逐步強化。
40年，環保投入不斷增多。據萬本太介紹，我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GDP比重，上世紀80年代初僅為0．51％，2000年才突破1%，2008年達到1．49％，2016年達1.9%，2020年有望突破2%。國際上的經驗證明，當一國的環保投入占本國GDP比例高于2%之時，環境質量開始實現好轉。
生態環境部部長李干杰曾表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謀劃開展了一系列根本性、長遠性、開創性工作，生態文明建設取得顯著成效，可以說是五個“前所未有”：一是思想認識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二是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三是制度出臺頻度之密前所未有。四是監管執法尺度之嚴前所未有。五是環境質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環保力度越來越“硬”。十八大以來，中央領導加強環保工作的態度明確，決心堅定。國家層面對環保工作的布置細致，目標明確。中央環保大督查威力大，形成了一種高壓態勢。地方黨政領導環保目標責任制落的實，尤其是實行黨政同責、主要領導是第一責任人、河長制、約談限批等制度，效果明顯。輿論監督的作用也明顯加大，今年第一批中央環保督察“回頭看”期間，生態環境部密集公布了53個典型案例，這種主動曝光的做法，大大推動了環保問題的解決。
萬本太說：“建立好的常效機制。以中央的名義進行環保大督查機制好，名正言順，各級政府都重視，所以工作有實效。”據悉，第一批中央環境保護督察“回頭看”共受理有效舉報38165件，責令整改22561家；立案處罰5709家，罰款51062萬元；立案偵查405件，行政和刑事拘留464人，約談2819人，問責4305人。
“對于問題通報，我深受教育和警醒，我作為市政府分管這項工作的領導，應該進行深刻檢討。”今年5月11日，在生態環境部舉行的約談會上，廣州市副市長馬文田就該市多家企業非法轉移傾倒危險廢物、政府部門監管失職表態。有媒體根據公開報道的統計，截至5月中旬，已有61個地方政府被生態環境部（原環保部）約談。
“追責動真格的，而且不是找墊背的，是誰的責任就追誰的責，這一點震動尤大，警示作用明顯。”萬本太說。
轉型之變：將市場讓給做得好的企業
不可回避的是，經濟發展、工業化、城鎮化會給環境造成一定影響。“關鍵就在于是否能夠找到平衡點。”馬軍說，不能為了經濟發展而不顧一切，這樣的發展模式對經濟發展本身也會產生問題。
“沒有環保底線，大家惡性競爭，整個產業也都被拖累。”馬軍認為，不能守法的就應率先出局，將市場讓給做得好的企業。中國經濟發展到現在，一定要轉變增長方式。轉變增長方式，人為的去推非常困難，但如果用環保作為一種尺度去度量，用更加市場化、法治化的方式去推動，轉型可以更加高效。
位于東海之濱的寶鋼，是改革開放的產物，也是我國鋼鐵企業的領跑者。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發表的同日，寶鋼建設打下第一根樁，40年來為國民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然而，作為傳統制造業的鋼鐵，在我國經濟全面轉型發展的路口，高能耗、高污染，讓鋼鐵從“香餑餑”變得“受人詬病”。據媒體報道，寶鋼曾身陷“污染門”，面臨“1噸鋼賺不到5分錢”的現實困境。
面對環保要求，建設城市鋼廠、走產城融合之路、與城市共生共榮，是寶鋼股份唯一的選擇。盡管鋼鐵業競爭日趨激烈，盡管寶鋼提出了“一切成本皆可降”的理念，但環保投入，卻是寶鋼為數不多的幾個舍得花錢的“刀刃”之一。公司投入100多億元，一攬子解決原料、燒結、煉焦、高爐各單元環保裝備、技術相對落后的問題，直接對標國家、國際最嚴排放標準，甚至超前考慮未來更加嚴苛的指標要求。
寶鋼還利用自身優勢，消納處置城市廢棄物，利用高爐、焦爐等冶金爐窯功能消解上海發電廠產生的飛灰，實現了生產與環保、工業與城市相得益彰的和諧發展。
“不見煙霧滿天，唯看白云悠悠；未聞噪聲陣陣，且聽鹿鳴呦呦。”今日的寶鋼人經常在朋友圈展示“花園鋼廠”的美景。寶鋼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持續下降，寶鋼股份總部2017年主要大氣污染物減排10%，超額完成上海市下達7%的年度責任目標。
寶鋼所屬的寶武集團董事長陳德榮指出，過去兩百多年鋼鐵工藝技術革命的核心是解決“效率”問題，未來鋼鐵工藝技術革命的核心是要解決“清潔制造”問題。
環保并沒有影響寶鋼經營業績保持良好態勢，今年前三季度，寶鋼股份累計實現利潤總額215.7億元，利潤總額再次刷新上市以來最好水平。寶鋼稱，公司順應國家要求、眼睛向內，著力提升自身經營效率、大幅削減成本、夯實資產、降低負債，保證了公司的可持續增長。
曲格平說，建設一定要建，環保一定要保，兩者是可以同步發展的。
參與之變：美麗中國 我們都是行動者
今年環境日的主題為“美麗中國,我是行動者”，生態環境部等五部門當日聯合發布《公民生態環境行為規范(試行)》，凸顯公眾參與對于環境治理的重要意義。
環境的質量與公眾的生活質量息息相關，公眾參與對于推動環境治理具有重要作用。每個人日常的節水節電節能對于保護資源和環境就能起到很明顯的效果，公眾參與到環境決策、環境管理，對企業能起到監督作用，這將有利于從源頭上治理污染，加大環境執法力度。
馬軍提到，從全球范圍來看，公眾參與是解決環境問題的一股重要力量。中國公眾參與環保治理是從20多年前起步的，最初公眾參與環境監督非常困難，在監督當地企業的工作中，環保組織和企業、地方政府常常有很多矛盾，但是這幾年情況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主動出錢聘請環保組織作為獨立的監督者。
徐鳴是江陰市一家工廠的機床操作工，也是一名環保志愿者，閑暇時間利用12369的微博微信平臺監督當地企業，發布污染源、位置簡圖等信息，并@當地環保部門，一起推動環境問題的解決。目前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效，他舉報的多起案件都已被相關部門處理。徐鳴說：“雖然環保志愿者有時不被人理解，但自己心中有著對蔚藍天空的向往，中央到地方都在關注并重視環保，自己為保護環境做出努力，在這個過程中環境不斷改善，覺得很欣慰。”
公眾參與顯然有利于推進政府制定相應的環保政策。馬軍回憶說，在2011年的時候，政府首先出臺了一個版本的環境質量分析標準，里面沒有提到監測和發布PM2.5。后來，公眾通過各種社交媒體發出聲音，希望能夠了解這些數據。隨后，政府作出決定，從2013年開始監測和發布PM2.5。“公眾對于最微小顆粒的關注發揮了重要作用。”
“相信每個人的參與才是解決這個問題最主要的終極的動力。”馬軍說。
秦伯強則說，“這一輩子就賣給太湖了，我現在也五十幾歲了，可能我退休的時候，太湖的水還沒有治理好。但是我們的年輕人也上來了，他們知道太湖該怎么去治理。”
習近平總書記今年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強調，要自覺把經濟社會發展同生態文明建設統籌起來，充分發揮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充分利用改革開放40年來積累的堅實物質基礎，加大力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邁上新臺階。
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們正沿著一條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闊步向前，走向一個“藍天常在、青山常在、綠水常在”的美麗中國。